增长之术与增长之道

作者：赵晓

增长是经济的核心问题。没有增长，经济就会停滞，最后走向崩溃，进而引发一系列危机，包括财政危机以及政治危机。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循环，都是因为经济崩溃、财政危机所引发的。

经济增长并非从来都有，而是典型的现代经济现象。根据著名的经济增长史学家Maddison的数据(Galor，2008)，从公元1年到公元2001年，以公元1820年为界，1820—2001年人均实际GDP的年均增长率是之前年份年均增长率的240倍！

中国经济出现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增长，主要是在改革开放后，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持续数十年的增长，将中国带入一个“大国崛起”的黄金时代。

但眼下，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已经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从官方到民间，从国内到海外，大家都深为担忧：有人担心中国步日本后尘掉入“失去的十年”；有人担心中国经济“倒退二十年”；有人担心中国陷入“大萧条式衰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最近则在专栏文章中警告“中国可能已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若以美元计价，则2023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其实是负增长（同比-1.36%！）；中国经济追赶美国的步伐在2021年达到高峰后，现在其实是在不断后退。

中国经济在当前，要想继续保持中速增长面临极大的冲击和挑战：

·人口老龄化的严重冲击，总体人口、劳动力均不断下滑；

·房地产泡沫破裂的严重冲击；

·债务泡沫破裂的严重冲击；

·信心严重丧失导致的民间消费与民企投资躺平的问题……

中国经济继续增长的道路在哪里？在这个关键的十字路口，我们需要讨论“增长之术”与“增长之道”的问题。因为，我们懂得很多术，使用了很多术，但并不真正懂得经济增长之道，经济增长也没有进入坚实的增长之道上。

“增长之术”，可以从第一代经济增长模型，也就是哈罗德-多马模型（Harrod-Domarmodel）来理解。在这个早期的凯恩斯主义增长模型中，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资本积累率（储蓄率或投资率），只要有投入就会有增长。其政策含义就是，只要政府能够动员足够的资本并进行投入，就会实现增长。

苏联和中国当年的社会主义经济就是用此“增长之术”来实现增长。为此，“苏联模式”不惜以国家统制和计划经济的方式，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财力，拼命投入，力图实现“赶英超美”。然而结果大家都知道，苏联解体了。原因就在于，苏联模式投入产出的效率太低，最终在资源枯竭，不能再大举投入时，就陷入全面崩溃（经济、社会与政治的崩溃）。

相应的，本来是用作国民经济核算（支出法GDP）的消费、投资和外贸，也被当成了不厌其烦讨论的“增长之术”，还被冠以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的美称。一谈到经济增长，政策当局就会想到刺激消费、扩大投资、促进外贸。这并不算错，但需要明白，这些只是照着国民经济统计想出来的“增长之术”，仍然不是“增长之道”。而术，可能有用，也可能没用。比如，百姓没有钱、没有信心，刺激消费会有多大效果？有人说得好，我天天看别人开奔驰宝马，已经很受刺激了，不要你再刺激，可我就是没钱消费！

“增长之术”，在今天最来劲的还数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政策。凯恩斯主义主张，只要经济不景气，政府就可以施行刺激（财政扩张与货币扩张），而经济就会继续增长，直至充分就业。

这个招术一听就懂、方便易用，政府和政治家们很喜欢，于是美国用、全世界也都用。

中国早已用得不亦乐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第一次用。政府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保8%的经济增长！结果很成功，中国成了亚洲的经济大国！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政府又用了一把，通过财政投资“四万亿”保中国经济继续维持高速增长，结果再度成功，甚至比上回更成功——这一回，中国成了世界的经济大国，“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因为尝到甜头，自此以后，“凯恩斯主义”就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万灵药，经济增长不行马上就祭出。但“增长之术”如同春药，虽有其效但并非真正“回春之术”，更不等于“增长之道”。相反，“增长之术”长用还有严重的后遗症，人要上瘾非死不可。

前述“苏联模式”是如此，当今“凯恩斯主义”也是如此。

二战后，“凯恩斯主义”在西方成为政府政策的主导，在大约30年（1940年代至1970年代初）的时间里，为西方经济带来了长期的繁荣。特别是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西方国家的经济繁荣被称为“经济奇迹”（economicmiracles）或“黄金时代”（GoldenAge），这段时间经济增长相对强劲，失业率较低。

但到了1970年代初，“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后遗症就出来了，西方经济得了“经济增长的癌症”——“滞胀”（stagflation），高通胀率和高失业率同时并存，而“凯恩斯主义”无计可施。西方国家不得不从凯恩斯主义转向新古典经济学和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

西方由此对“凯恩斯主义”有了深刻的反思，而美国总统里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通过保守主义与供应革命，走出了“凯恩斯主义”的迷途。

中国经济增长到今天，“凯恩斯主义”的“增长之术”已触天花板，并显露出各种严重的后遗症，再也不可能走下去了！

比如，“凯恩斯主义”热衷于用财政扩张与货币扩张的方式驱动经济增长。但问题在于，中国地方财政已经没钱了，地方融资平台危机四伏，这个时候，再扩张财政几乎等于引爆地雷。

另外，货币扩张、投资不断加码必然带来“债务经济”，也就是企业、地主和个人的债务都随之不断推高，这在经济高速增长时可掩盖，然而当增长的边际效率不断降低，投资回报不断走低时，最终债务地雷将全面爆发。

最近，“恒大负债高达2.4万亿元人民币，成为史上最能欠钱的企业”“恒大董事长许家印成为史上欠债最多的男人”的消息近期震撼了全网。恒大公开业绩显示，该公司两年净亏损超过8000亿元人民币，负债总额高达2.4万亿元。恒大2022年的营业额2301亿元，负债已是营业额的10.6倍。截至2021年6月30日，恒大的贷款平均年利率为9.02%。以此计算，恒大的营业额（更不要说利润）甚至不够用来交利息，而恒大2022年没有利润，而是亏损1059亿元。

恒大是中国房地产业的缩影，也是当下中国经济的缩影，更是中国经济不堪承受凯恩斯主义之重的严厉警告！

据《华尔街日报》6月12日的报道，中国的地方政府、企业和居民负债总规模，去年9月就已经达到GDP的295%。如此高的负债，每年的新增GDP根本不够还利息的！这样的经济增长如何能够长期持续？

而高盛4月表示，如果把隐性债务也考虑在内的话，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约为164万亿元，是中国GDP的126%，远超官方公布的77%。中国地方债务问题因此被业界人士称为“亚洲最大风险”。

据Datagoo公布的数据，中国90后的年轻人有1.75亿人，其中86.6%陷入债务缠身，平均每人负债人民币12万元，根本没有能力消费，试问如何去刺激？

很显然，中国经济就像恒大一样，很难再用“凯恩斯主义”“债务经济”的方式继续驱动了！

无论是当年计划经济的“增长之术”，还是当前“凯恩斯主义”的“增长之术”，或者所谓“三驾马车”的“增长之术”，都是中国人最熟悉、最擅长的，但这些“招术”或证明失败，或证明有致命后遗症，或证明已走到尽头，因此都不能帮助中国经济真正脱离当前困境。

如此，中国人必须思考：走上长期健康、可持续增长的“增长之道”是什么？

这“增长之道”并不神秘，就在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索洛提出的第二代经济增长模型（Solowgrowthmodel）的结论之中。

在1956年“对增长理论的贡献”一文中，索洛推翻了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理论强调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的结论，建立了新的索洛经济增长模型。索洛经济增长模型认为，当外生的技术以固定比率增长时，经济将在平衡增长路径上增长，而当外生技术水平固定不变时，经济将趋于停滞，投资仅能补偿固定资产折旧和装备新工人，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模型结论很清楚：经济增长的路径是稳定的；但长期内只有技术进步是增长的唯一来源。

索洛还在此基础上得出了政府政策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无效的结论，这其实否定了产业政策以及宏观政策的长期效果。在中国，许多人觉得“举国体制”比自由市场更胜一筹，更有人觉得“政府万能”，但从长期增长来看，事实正好相反，只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技术进步才是唯一有效。

罗伊·哈罗德和埃弗塞·多马的极其不稳定的刀锋增长模型（哈罗德-多马模型）一直让人们担心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增长，特别是长期增长是不稳定的，当时索洛模型提出的资本主义模式的资本积累过程从长期来讲将收敛于经济增长稳定状态（Steadystate）的结论无疑是给关心经济增长问题的经济学界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Solow模型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内生经济增长”贡献者，2018年经济学诺奖得主保罗·罗默（PaulM.Romer）称“其在构建正式经济增长模型过程中迈出了伟大的第一步”。经济学家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Acemoglu）则认为“这个模型不仅塑造了经济增长的分析方法，而且塑造了整个宏观领域的分析方法”。

技术进步是长期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那其贡献究竟几何呢？

索洛在1957年发表的“技术变化与总生产函数”一文中，利用“余值法公式”计算了美国40年间有关数据，结果发现资本只能解释美国20世纪上半叶人均GDP（每小时人工总产出）增长的12.5%，余下的87.5%或者说近九成的增长贡献完全要归功于技术进步（TFP）。

这清楚表明：技术进步而非资本积累才是长期增长的主要源泉！从长期看，要想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只有一条“增长之道”，那就是加速技术进步而不是一味追求增加资本的投入量！

索洛深知技术进步对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但他本人对技术进步的贡献竟接近90%的统计结论仍不免感到惊讶！

此后，经济学家们又进行了大量的实证分析，不断提高数据的准确性和方法的科学性，最终在经济增长的来源上取得了共识：生产率的增长以及创新是人均GDP长期增长的最主要的来源，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测算的贡献率大致分布在40%—60%之间。

宏观经济学的圣杯是“大萧条研究”，目的是避免人类陷入再一次的大萧条，但大萧条的对立面是“稳态增长”。而索洛模型清楚地告诉人们，经济稳态增长、可持续增长的关键是“技术进步”。只要保持“技术进步”，经济就会稳态、可持续增长，就不会出现大萧条式的崩溃。

现在我们的思考要继续往前走几步！请问：技术进步的关键又是什么？答案就是：一个国家必须是“创新国家”，也就是说这个国家是促进创新而不是阻碍创新的。

再问：“创新国家”的根基又是什么呢？答案是：创新国家必须首先是“文明国家”。

再问：何为“文明国家”？答案：文明国家就必须建构洛克所谓的“文明三底线”，即充分保障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比如，你不能随便将人关进牢房，不能随便扒了人的房子或者入户“消杀”，你更不能不让人说话。

树上有10只鸟，用枪打死了一只，请问还有几只？答案是：树上的鸟一只也不会有了。鸟儿换成“民营企业家”，答案会有不同吗？当然不会。

许多人认为，有了“市场交易”就等于有了“市场文明”，就是“文明国家”。这是错误的！“市场文明”或者说“文明国家”有赖于一整套制度体系的建立，包括法治国家、宪政自由、私人财产保护等等，而不是只有表面上的“市场交易”。

为什么1820年之前世界各国的经济几乎都是停滞的？因为那时世界上还没有出现一个“文明国家”。为什么1820年后全球经济快速增长？因为文明国家不断涌现。

为什么苏联最终崩溃，不是因为苏联没有男儿，而是因为苏联不是“文明国家”和“创新国家”。

为什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像马克思所预言的崩溃，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社会中产阶级化，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西方国家是人类文明国家与创新国家的代表，因此技术进步支撑了长期增长。

为什么美国没有像许多人所预言的那样崩溃，而是在长时期内始终能够保持持续增长？原因正是：美国作为“文明国家”与“创新国家”的全球典范，其长期经济增长不是靠“增长之术”——大量投入或“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政策，而是靠创新驱动的“增长之道”。

在科学上，美国以全球4%的人口独占了人类迄今为止的全部诺贝尔奖的40%；在技术上，美国独占了过去50年全球最重大创新的70%，这表明美国科学转化技术的能力领先。2022年，美国更是包揽了“全球十大创新”的全部；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美国位列全球最高水平，达到近九成。

据高盛测算，美国仅因2023年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突破这一项就足以支撑未来十年内每年年均GDP增长1.5%；节省在美国和欧洲四分之一的人工；同时可相当于在全球增加300亿个全职工作，最终使全球经济增长7%。所以，美国经济当前出现了物价下行、经济上行的“软着陆”的好势头，也令全球经济打了一剂强心针。

任何一个国家，只要走在创新驱动、技术进步的“增长之道”上，就一定能实现稳态、持续的现代经济增长！就不怕人口老龄化或者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经济振荡。

中国在过去这些年取得了巨大的经济进步，但中国还没有转型成为一个“现代文明”国家，也因此无法真正成为“创新国家”（尽管做梦都想）。

中国虽然引入了市场交易，但并没有建立起“市场文明”，这些年其实是一节“中国制造”的车厢挂在了全球“市场文明”的列车上飞奔！

不成为“文明国家”进而建设“创新国家”，中国就会因无法实现可持续的稳态增长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甚至出现经济倒退现象，中国追赶美国的步伐也将被迫戛然而止！

因此，中国经济当前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中国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一条通路，那就是不再沉迷“增长之术”，而是果断转向“增长之道”！为此就要痛下决心，重回改革开放之途，真正转型成为“文明国家”，进而打造“创新国家”，从而“挽大厦于将倾”，在粗放增长与野蛮增长走到终点时，重建经济增长的动能，走向光芒四射的文明增长与创新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