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需要转变思路，拯救经济

作者：赵晓

最近，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对中国经济给出了尖锐而直接的观点。他认为，中国正在经历重大的经济危机，并指出中国政府可能已达到维持经济的极限。在当前经济不断下行的背景下，他提出了一个简单却有益的建议：中国需要“活一点”。

核心问题是：中国高储蓄、低消费的经济结构已不合时宜。在过去的高增长期，这种结构或许还可以维持。但在当前经济趋冷的时刻，这种结构却可能成为经济复苏的瓶颈。克鲁格曼指出，由于“社会安全网”相对薄弱，导致许多中国家庭出于预防动机而进行过度储蓄。这样的经济环境下，提高消费显然是关键。

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尽管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但其内部消费对GDP的贡献比例却一直低于其他主要经济体。例如，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9年中国的消费对GDP的贡献为54%，而同年美国和印度的这一比例分别为68%和60%。

通常情况下，美国的个人消费占GDP的比重约为70%左右。这反映了美国的消费驱动型经济特点，个人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起到了关键作用。

日本的个人消费通常占GDP的比重在60%到70%之间，比美国要低。这表明日本有着消费主导经济的主流，但也受到出口导向和高度储蓄的影响。

相比之下，中国的个人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通常在40%到50%之间，这表明中国经济更加侧重于投资和出口，而不是内部消费。

另有数据显示，中国的储蓄率超过40%。这种储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被迫的，是由于中国公共的“社会安全网”不足引起的。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超过60%的中国家庭因为医疗、教育或养老的“预防动机”而进行储蓄。

在中国之前的高增长阶段，这种不依赖消费主导的经济模式或许还可维持。但在全球化背景下，特别是在当前经济趋冷的情况下，内部消费的驱动变得尤为关键。经济学早已说明，内部消费、创新驱动才是一个大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关键。

那么，解决方案是什么？克鲁格曼提出了一个直白的看似简单但可能有效的解决方案：直接将钱交到民众手中。他认为，这并不是一个长期策略，但短期内它确实可以刺激消费，从而提振经济。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个新颖的方法。美国在新冠疫情之后，为刺激经济发放了数万亿美元的救济金，这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作用。2020年美国的个人消费支出仅下降了1.2%，远远低于预期。

而对于中国来说，这样的策略似乎还没有被采纳，甚至决策者没有从国家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角度去科学思考过这个问题。

克鲁格曼发钱促消费的观点当然是对的，而且短期一定会有效。然而我想指出的是，凯恩斯主义的药有其局限性。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不仅需要通过发钱促进短期消费，更需要通过公共保障的长期性、制度性建设，强化中国的“公共安全网”。因为中国的公共安全网非常薄弱。

这个“公共安全网”主要涵盖退休、失业、医疗等方面的保障。然而，在医疗和其他公共领域，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均有很大的差距。例如，中国在2019年的公共卫生支出占GDP的比例仅为5.3%，而同年美国、法国和德国的这一数据分别为17.7%、11.3%和11.5%。

这显示了中国在公共领域的巨大投资空间。中国政府除了发钱，还应该更多地投资于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确保民众的基本生活保障，而不是总将钱投资于“铁公基”等硬性的基建上。

同时，中国当下消费不足是因信心不足。因此，建构现代文明国家对中国的持续增长更是至关重要，尤其是要致力于法治等国家治理的建设，保护中国人基本的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权。这正是洛克提出的“文明三底线”，也是确保民营企业家和普通民众信心的基石，同时也是中国继续沿着改革开放道路前进的关键。

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巨人，随着全球经济的演变和内部结构的调整，迫切需要转变政策思路，更加注重内部消费、公共福利和制度建设，从而稳定人心，稳定经济、实现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