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的回顾

作者：赵晓

引言

给大家讲个笑话：李鸿章在威海卫举行阅兵，邀请慈禧观看，步兵、机枪兵、炮兵、铁甲舰、定远、镇远，先后开过，威力一个比一个大，队伍的最后却是一位书生。慈禧就很好奇地问：“这个书生难道比定远舰的威力还大？他是谁？”“臣没见过他。”李鸿章说。“奴才也没印象。”恭亲王奕䜣说“这人是个广东书生，名叫孙文。”张之洞说。

透过这笑话想表达：最伟大的力量是思想，最终胜出的是爱和真理。

经济学家凯恩斯讲过：我们觉得政治家很了不起，但是从长远来看，其实他们只不过是某些思想的奴隶，他们只是应用这些思想，贯彻实践这些思想如此而已。我们知道真正重要的是思想。从长远来看，最伟大的并不是暴力或者权利，而是爱与真理能够最终的取胜。所以读书、明白真理、拥有思想、懂得爱和真理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

疫情冲击下的全球化

转眼我们又到了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甚至可以说是几百年、几千年的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

刚刚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们遭遇了一场病毒的冲击，这次病毒给全世界所带来的人、财损失是前所未有的。人口损失率我们尚且无法预计，但是财产的损失就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已经超过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和。一战的财产损失是2700亿美元，二战的财产损失是4万亿美元，目前我们知道全球195个国家因病毒冲击所导致的总资产损失一度超过了140万亿美元，相当于人类近千年的财富，包括过去500年工业革命所积累的财富。

疫情终有一天会过去，但疫情带来的改变是不可逆转的，世界已经回不到过去了。所以人类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全球化3.0时代。

全球化1.0：用武力来驱动，以殖民主义为旗帜。

大英帝国大航海运动占领了世界1/4的土地，统治了1/4的人口，这就是用武力征服世界的全球化时代初期。

全球化2.0：以交易为驱动，以新自由主义为旗帜。

在过去的30多年里这种思潮席卷了全球，现在已经完全改变整个世界的经济。全球化2.0，只有持续向前的发动机（行动力），动力澎湃的横冲直撞，没有方向盘（价值观），也没有刹车（安全性），所以只有动力没有刹车肯定要出问题。

疫情过后世界终将走向全球化3.0，可能还是继续以交易作为动力，但要以价值观来分群，在共同价值体系上制定规则。观念相合的就是盟友，不合的就踢出。

三观不合，导致分道扬镳

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难以阻挡。

当然全世界洗牌重组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技术方式上要落地并非容易，但是技术方式不能影响天下大事。我们看到疫情的冲击还只是刚刚开始，接下来就是世界各国的去中国化重组，根本的原因是三观不合。

疫情期间因为三观不合，许多关系分道扬镳。比如山西作家周宗奇就拉黑了他的老朋友作家王东满，俩老先生几十年的好友兼同事，因为疫情观点不同，掰了，周宗奇特地公开发表“割袍信”。

不同的生物有不同的生物本性，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同样也有不同的文化本性。“蝎子与青蛙”的故事说：蝎子要过河，找到青蛙：”请你把我驮过去好吗？“青蛙：“不行，你会蛰死我的。”蝎子：“不可能，我蜇死你我不也掉河里淹死了吗！“青蛙想想也对，于是就驮蝎子过河。结果到了河中央，蝎子忍不住就把青蛙给蜇了，它们都要沉入水里时，青蛙伤心地问：“你为什么还是蜇了我，你自己不也得死吗？“蝎子答：“对不起！我也不想这么做，但这是我的本性。”这只是个比喻的故事，我们不要对号入座。以上的例举我们可以看到，三观的不同，文化本性的不同，相互的关系很难发展下去。几十年的老友要断交，还有几十年的夫妻要离婚。同样，我们跟世界各国交往，若发展观念不合、天性不同，我们在国际大家庭里也无法跟大家融洽相处。

十字路口，能否跳出历史“周期律”？

今天跟过去不同，纵观经济大势，过去是财富的创造、涨潮，现在是财富的毁灭、退潮；过去我们跟大家做生意，大家都得利；现在人家转身了，我们要发展核武器，那结果是完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局面。核武导致人类终结，唯地球可得以恢复。财富创造需要很多年，比如我们用了40年改革开放来创造财富，但是财富的毁灭却用不了10年。中国万亿富豪一个个被消灭，千亿富豪一个个被消灭，各省的首富、各个领域的首富一个个被消灭。大堆的精英，王思聪、朱新礼，他们都成了失信执行人——老赖！

最近看到的一组数据是中国的失业率（各行各业，包括农民工）加在一起大概会到20%~25%，这在这场疫情的冲击下不是一个小数字，这是1/5~1/4的中国人口。中国的贫穷人口（包括破产家庭），根据央行的最新报告，可能会到50%，这些沉甸甸的数字让人很心疼。

这背后有太多的背景，太多的原因。从中国经济未来看，我们看到很多的忧虑。短期是疫情波段性的冲击，今年秋季与明年的立春可能还有两波冲击。除此以外还有全球去中国化分群重组的中期冲击。从长期来看，可能我们会面临三大陷阱。

这样的关系在风调雨顺的国民状态时没什么问题，一但遇到天灾人祸，就像现在遭遇的病毒，或碰到饥荒怎么办？没有了信任，这个社会就好像是一辆车没有了润滑油，没有办法再运转下去。所以没有信任，百姓间的社会治理成本很高，百姓不相信政府，政府的管理成本也很高。

现阶段我国的维稳经费已经超过了经费开支。今年一季度我国财政收入负增长百分之十四点几，现在很多的地方都发不出工资来。我们维持着这么庞大的一个官僚体系，同时消耗着巨大的维稳成本，等到经济增长降下来，财政收入负增长，整个国家机器该怎样持续运转？这种时候就会出现“塔西佗陷阱”，最后政府没有办法维持下去，公务员没有工资就会自己想办法开辟财路，出现各种腐败的现象，甚至对百姓掠夺敲诈，那就出问题了。 所以在面临抉择的十字路口，“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塔西佗陷阱”都会隐隐的显现出来。不仅如此，“塔西佗陷阱”就是历史的一个“周期律”。中国历史上不是没有过盛世，比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都是盛世，但是好景不长，中国人内乱政变又开始陷入到历史的治乱循环中，或者叫历史的“周期律”里。

所以什么是最大的中国特色？最大的中国特色就像一场三国演义：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国家总是没有办法摆脱治乱循环，没有办法摆脱历史的“周期律”，没有办法摆脱“塔西佗陷阱”。 细观历史，我们会发现历史上有14次人口的“大杀灭”，人口死亡率超过50%以。比如秦汉农民战争导致全国人口死亡70%以上；汉武帝讨伐匈奴，导致全国人口减少了50%；西汉末年的混战导致人口减少65%。三国演义的结局更加悲惨，全国人口减少了98.3%，一百户人家就剩下一户多了；在明末期间的混战，中国人口减少了百分之八十几以上；清代的白莲教起义，损失人口一亿一千万；太平天国起义，损失了两个亿的中国人口……

我看到这些历史数字的时候非常感慨，常常会怀疑我们是文明古国吗？怎么这么野蛮，这么多残杀！！！如今我们还要不断的重蹈覆辙吗？今天我们有没有从死亡的陷阱坑里挣脱出去？不言而喻。

改革要还权于民，
否则难逃“死亡电梯”的命运

有一点大家越来越形成共识，中国的改革再次失败。从1840年以来，洋务运动失败了，国民党的改革也失败了。现在我们再一次的改革，好像又失败了。

最近我们读书微信群里，陈浩武老师两年前的一个演讲视频一下子爆开了。浩武老师以前是湖北省金融办的一位领导，他参与了中国资本市场的设计，后来自己还创办了长江证券公司。当初设计中国的资本市场有很多良好的初衷，但是现在浩武老师说改革已经完全失败了！因为中国资本市场变成了一个圈钱的场所，有些权贵，伸一根很粗的‘管子’到市场里边去，像吸水一样把资本给吸走。剩下的人就是韭菜，资本市场变成权贵收割韭菜的这样一个场所。他说改革失败的原因是没有把权利限制住。资本市场是如此，金融市场是如此，整个中国改革不也是如此吗？权力没有限制住权力，不断的蹂躏产权，市场经济没有产权基础，这叫什么市场经济？这叫权贵资本主义，不叫市场经济。

换另一个角度来说，中国的改革已经失败了，怎么办？很显然我们希望还权于民。改革开放就是从放权让利开始的，你可以把权力放下去，让一部分好处给老百姓，但是过两天你又收回来了，韭菜刚长起来马上又割了，这样的改革不彻底。我们需要放权让利的改革，还是要还权于民的改革？很显然只有后面的改革才是彻底的。最近越南的改革就在朝这个方向走，越南的改革已经把中国甩了好几条街大踏步往前走了，我们还在摸石头。无论是洋务运动，或是孙中山、蒋介石的改革都失败了，今天我们心里可以说，新一轮的洋务运动是改革开放，又失败了！

讲到这里我又想起一个笑话，光绪帝在发布《明定国是诏》的时候，向大臣刚毅感慨：变法维新的光芒已经出现在大清的地平线上了。刚毅不知道什么叫地平线，去问荣禄，荣禄回答：地平线就是一条能看到但永远走不到的线。

海外有学者曾经讲说，中国近代史到现代史就是一部“死亡电梯”的历史，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整个文化在坏电梯上高速坠落于万丈深渊。在电梯上的无论是好人、坏人，有理想的、没理想的，好像都做不了什么，没有办法阻挡电梯的下坠、死亡。无论是孙中山，无论是蒋介石，无论是谁，最后都失败了。

黄仁宇在《万历15年》说，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到万历15年已经不行了，剩下的无论再怎么折腾，再怎么努力都没有用。无论大臣是贪官还是清官，皇帝是勤政还是不勤政，都无济于事，改变不了历史的发展趋势，改变不了死亡电梯的坠落。唐德刚也说，中国要经过历史三峡，从帝治进入到民治需要多少年，得到2040年大概才能够跨越历史三峡，在这中间，就是不断的折腾。

李鸿章提出“3000年未有之变局”， 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说，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现在我们又处在历史抉择的十字路口，这次抉择会关乎我们100年，关乎我们500年，关乎我们几千年！

信仰是选择正确的道路关键

潘知常老师讲，中华文明第一期是以两汉以前为界，是中华文明内部的对话，围绕着“道德”展开；中华文明的第二期是以清末民初前为界，是中华文明与“西天”佛教文化的对话，围绕着“宗教”展开；中华文明第三期以清末民初以后为界，是中华文明与西方文化的对话，围绕着“信仰”展开。其中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对话是核心内容，也是中华文明信仰建构的必须。两汉以前儒道的融合是千年；佛教文化融入到中国也是千年；现在第三期以清末民初以后为界，也得千年。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你会发现我们走来走去都还是在前现代社会，我们离现代文明仍然有最后的一公里，可那一公里不得了，行百里者半九十，可能最后一公里就相当于整个的一半。

我最担心的是中国会不会陷入到日本模式的陷阱里？日本当初向西方学习市场文明、科技文明，但是拒绝西方的信仰，最终结果，日本变得很有钱，然后就想有拳头，却陷入到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坑里去，直到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才重新走向现代文明的正道。改革开放40年，我们有了钱，就想有拳头，有了钱和拳头就想自己定规则，不再守已定的规则，这不就是当年日本的思维吗？不是日本模式的陷阱在等着我们吗？

先发的现代化国家有两个模式：一个是英国模式，一个法国模式。法国大革命血流成河，英国是和平过度；法国是失败的模式，英国是成功的模式。我们是英国模式还是法国模式呢？

法国模式简单地讲，就是它在整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过程当中，没有经历一个深刻的社会变革或者叫人心的变革、文明的变革。英国正好相反，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它经历了约翰卫斯理的奋兴运动，很多英国的民众都转向了基督教信仰，所以它的人心和社会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那时马克思写《资本论》，恩格斯写《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说贫富差距很大，英国社会贪污腐败很严重，社会矛盾一触即发，号召暴力革命。但是英国却没有暴力革命，为什么？上层阶级，在威伯福斯的倡导下废除奴隶制；他们一群人推动了整个英国上层的改良或者叫变革。而下层，约翰卫斯理把英国人带来信基督教，信条里面有一条说“凡动刀剑的必在刀剑下死”，反对一切的暴力革命，长期以来英国就实现了和平转型！

后发的现代文明国家也有两个模式，一个是日本模式——老子要有钱，老子要有拳头。有钱又有拳的老子什么都不怕，最后就是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另外一个模式是韩国模式。韩国正好相反，韩国是学习西方的市场文明、科技文明，同时更看重学习西方的文化，包括西方基督教的信仰文明，最后韩国很成功地步入到现代文明。曾几何时，世界银行的行长是韩国人，甚至联合国的秘书长也是韩国人；韩国的很多产业甚至超过了日本。它只有几千万人口，日本是一亿多人口，韩流席卷全球。

朴素的天道信仰

我们到底选择日本模式，还是韩国模式？选择英国模式，还是法国模式？可能很多人还糊里糊涂。其实中国五千年我们有一个朴素的天道信仰。天，就是上天，就是上帝，宇宙的创造者以及主宰。道，就是上天的法则。中国人敬天、慕道，就是敬畏上天。我们渴慕知道上天的道是什么？就是一个朴素的天道信仰。中国人相信万物本乎天，万物本于天。万物本于天是说上天创造了宇宙，创造了万物，创造了人类，当然中国人不知道上天还创造了天使。一切的源头都是天，以天为本，本就是源头。更加重要的是，中国人说“顺天者昌，逆天者亡”。中国人还说“穷极呼天”。穷不是贫穷，是走投无路。恸呼父母，穷极呼天。还有“安定在天”，世界碰到这么大的病毒冲击，碰到这么多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甚至还有战争的危险，明天核弹头都有可能在头上爆炸，怎么办？你得仰望上天，能够安定在天。没有任何人能够给你安慰，给你带来平安，唯有安定在天！

我们中国历史上几千年的国家祭祀，就是碰到大事，一定是全国性的敬拜，去向上天祷告。像这次疫情，美国有全国祷告会、巴西有全国祷告会，我们或许会觉得很奇怪，不理解。但其实没什么奇怪的，中国已经搞了几千年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家最重要的事情，一个就是你的信仰要向上天来祭祀、来敬拜、来祷告；第二个就是你的国防或者叫军事，譬如我们北京就有两个最重要的文化遗产：天坛，代表中国人的信仰；长城，代表中国人的军事。

儒家文化讲礼，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礼是什么。是彬彬有礼？人和人之间客客气气？不是！《礼记》讲“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就是中国儒家所讲的最重要的礼，不是人和人之间的理念，而是侍奉上帝的那个礼。你要在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中来敬拜那位创造人类、创造万物、创造大自然的上帝，这是最重要的礼。这个礼没有了，就出大问题了！祭礼衰则民心散，民心散，则社稷危。向上天的敬拜、祭祀、祷告，这个礼要是衰落了，民心就散了，民心散了那国家社稷就危险了。

所以中国文化是敬天慕道的朴素天道信仰文化。孔子很渴慕道，可是道他搞不明白，上天的法则到底是什么？孔子也不明白，所以孔子说“大道迷失了”。这是整个中国文化的一个感叹，也是一个悲叹，在那个年代就不知道上天之道是什么，搞不明白了。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早上知道上天的法则是什么。晚上我死了都甘心，可是就是没搞明白。老子也说，“道可道，非常道”。道，你可以谈论，但不是你们说的那个常道。你们认为能够搞明白那个道，那你们错了，你们没搞明白。就像黑格尔说的，我的学生里头只有一个学生明白我，但这个学生还把我搞错了！

中国人是很讲道的：做官要讲“为官之道”，婚姻家庭要讲“夫妻之道”，做生意要讲“经商之道”，实际上就是上天的法则（天道）在各个领域的应用。中国人相信“头上三尺有青天”。也相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所以天道信仰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也是中华文明的主线，从来没有断过，也应该是中华文明的未来。我们中国人几千年都在呼天，都在寻找上天，就像一个浪子一样，找爸爸没找到流浪了几千年。

曾经有人问苏东坡说：你呆的地方好不好？现在发配到岭南来了，行不行？苏东坡讲了八个字，“此心安处便是吾乡”。所以我们知道一个人活的不是肉体，而是精神，如果精神上感觉到自由，感觉到舒适，感觉踏实，那就是你的故乡。

很可惜，也很不幸，我们中国人是在自己祖先的土地上流浪，因为我们没有找到精神的故乡，没有找到天，也没有找到道。我们敬畏上天，但是我们不认识上天。就好像全国人民都认识某个领导，你打开电视全是他，可是你没他的微信，也没他的手机号。这没用，你跟他没有生命关系。你只能远远地看他一眼，你敬畏他、尊重他，你不能跟他建立关系，他能替你解决什么实际问题？啥也帮不了。所以你敬畏上天，还不够，你需要跟他建立生命关系。

我们渴慕天道，我们渴慕了解上天的法则。就像开车，我非常想知道交通规则，可就是无从知道，不仅你不知道，连孔子都不知道，老子也不知道。所以我们面临一个失道的文化。失道，导致失信，自然大家就没有信仰，也就没有信任了。老百姓之间不相信，老百姓和政府之间也不相信，失道必然就失信，终究没有找到心安的精神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