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自由，注定崇尚权力，那如何打破僵局？
作者：赵晓
自由与权力，两者在历史的长河中始终是较量的焦点。
今天早晨，有位同学提出了一个重大命题：一个没有自由的民族，注定是崇尚权力的民族。
理由：有自由，就意味着被尊重，允许自己的事情自己说了算。没有自由，注定我的事情我不能说了算，而是被掌握权力的人说了算。这就逼得我也要追求权力！一旦我有了权力，那么，不但我的事情要我说了算，你的事情也要我说了算。你以前欺负我，我现在整死你，我一定要把当年受的气要还给你。
这是一个很精辟的看见！从“博弈论”的角度，可以简化和深化上面的讨论。
设想有两个人，A和B，他们可以选择合作或不合作。如果两人都选择合作，他们都得到2分的利益；如果一方选择合作，另一方选择背叛，背叛的一方得到3分，合作的一方得到0分；如果双方都选择背叛，那他们各得到1分。
这正是经典“囚徒困境”所描述的博弈。那么，A、B两人在自由与权力的不同制度设定下会如何行为选择呢？
在自由的环境中，长期合作对A、B都最有利，双方因此会在长期博弈中选择合作。如此，虽然每个人都在追求私利，但社会却因此升级到良性合作型社会。这正是今天人们在发达国家所看到的：个人自由、社会诚信、经济发达、国家文明……
相反，在专权的环境中，假设有权力的A控制一切，无权力的B被剥夺了自由。B无法选择合作或背叛，那么权力的博弈就开始了。有权力的A将迫使另一个人B做出对自己有利的选择。这时，权力不再是合作的工具，而是一方用来控制和统治另一方的工具。
纵观历史，事实正是这样。一国的领导人——法老也罢，凯撒也好，或者国王、皇帝、第一公民、元首、人民领袖等等，一旦垄断了权力、资源和信息，人民没有自由。这个时候，人民就沦为权力博弈中的弱者B，为了生存，他们理性的选择只有两个：一是选择服从，以保全性命、苟延残喘；二是选择反抗，以由弱变强、取而代之。
如此，社会当然就进入恶性循环：有人成为镰刀，手掌大权并竭力维护权力；有人沦为韭菜，毫无权力但渴望夺取权力；全社会因此陷入崇拜权力的文化，演化为“互害型”社会。
因此，博弈论可以清晰证明：一个没有自由的民族，注定是崇尚权力的民族。
这也正是中国几千年专制社会的写照。
这样的例子不仅发生在专制社会的政治博弈中，也发生在权力主导的现代经济博弈中。
一个生动的例子，就是“权贵经济”。由于权力将市场装进了笼子里，因此如果一个公司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比如对权力的贿赂控制了市场，那么其他公司为了生存和发展，也将被迫采取同样的策略。这样，在经济领域，就再现了前述韭菜与镰刀之间的“囚徒困境”。所谓的“市场”，不过是包装成市场的权力争斗，零和博弈的官场延伸而已。
没有自由，必然崇尚权力！那一个没有自由，只懂得崇尚权力的社会，如何走出几千年彼此互害，“治乱循环”的“制度锁定”呢？这个秘密没有人解开，今天我们首度为你说明。
如前所述，社会关系和社会形态其实是博弈中互相建构出来的。譬如夫妻、师生、奴隶与奴隶主，它们都是相互塑造、相互建构的关系，彼此缺一不可，那我们就有了打破“囚徒困境”的出路。
出路在于：博弈中的主体可以通过改变自我观念和行为，进而改变社会的结构和关系。
以奴隶与奴隶主为例。如果奴隶不再认同自己是奴隶，不再崇尚权力，而是追求自由，那么奴隶主就失去了奴役的对象，其权力也就没有了意义，奴隶制度最终将瓦解。
新教文明，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权力、自由和信仰之间关系的经典案例。
新教的核心理念之一，是个人与上帝之间的直接关系，个人“因信称义”；基督徒与上帝的沟通无需通过第三方，“神虽高于一切被造之物，但却以圣灵与人直接交流”（凯波尔）。
这一看似简单、神秘的新教理念实际上是一种对个体自由的强调，因而不仅仅是对天主教的挑战，更是对整个欧洲的社会秩序和权力结构的颠覆。
譬如，因着这种人神直接的交流，人们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角落都因此找到自己崇高而神圣的呼召，使他们从事的每一个职业都成为圣洁，每个人以自己的能力所及来荣耀神的名。
神赐给一些人更多聪明才智或者权力、财富，为了要使这些多得的人能服侍那些少得的人，要使他们从心里服侍上帝。因此新教之加尔文主义不仅谴责奴隶制、种姓制，也谴责对妇女对穷人的奴役；不仅反对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制度，也反对一切贵族特权。
但这一切，不是出于妒忌，不是低位的要越级登上高位，而是所有的人都屈膝在全人类的创造主面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新教文明以保守主义的和平转型为主，没有与旧时代发生过突然决裂或者暴力革命的历史事实。
自由与民主的概念就是在这种对神的敬畏、在神面前的一致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凯波尔）。这种心灵对自由的信仰以及共识，成为新教文明的伟大内驱力。
新教之加尔文主义倡导各国的自由，致力于在政治上、社会上承认、尊重、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原因竟是如此简单：每一个人都是按神的形象所造！
“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新教改革所倡导的上帝面前的“人人平等”与法国大革命所梦想的那种不着边际的财富结果的“平等”完全不同。后者是同心协力地反对神，而前者是没有贫富之别，人人都跪在神面前被同一种热情所燃烧，那就是为了荣耀神的名！
新教改革使得欧洲的政治和社会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在新教国家，教会和国家分开，国王和国家再也不能掌管一切、垄断一切，个人的信仰和良心自由得到尊重。而这种尊重，其实是基于对上帝赐予的自由和人权的共同信仰。当人们相信每个个体都有与上帝直接交往的权利时，他们实际上是在认同每个人的自由和尊严。
当清教徒从欧洲走向北美，《五月花号协议》成了人类第一份“自由人联合体”的自由宣告，也标志着人类“公民社会”的开始。当清教徒们不再崇尚权力，而是追求良心自由，北美大陆就在心灵秩序上彻底告别了专制和王权，也因此孕育出一个全新的国家，这个国家的诞生目的不是为了别的，正是为了实现人们信仰的自由。
美国的建国历程告诉我们，自由源自内心选择。当人们转向对上帝的信仰进而建立起内心对自由的共同信仰，那么权力的外在枷锁就会自然而然地破裂，“囚徒困境”也就成为过去。
新教国家英国、荷兰和美国，莫不是先有自由的心灵建构，再有自由的制度建构。人们坚定地相信，自由是天赋人权，也是责任和义务，“无代表、不纳税”“不自由、毋宁死”！
后人为此总结出一句话：“专制可以无需信仰，自由则必需信仰”。这并不是说自由社会必须是宗教社会，而是说，自由社会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确仰赖于人们对自由的信仰。
假如十六世纪在西欧上空未曾升起过加尔文主义之星，就不会有今天的欧洲和美国。西班牙就会毁灭荷兰，斯图亚特王朝在英国和苏格兰仍然会继续他们的统治。半心半意、不冷不热就会成为瑞士的今天，欧洲各国的政权也会不可避免地走回到王权专制的老路上去。美国的自由也就无从谈起，整个美国将仍然在西班牙的统治之下。欧、美大陆的历史也就会是一部令人伤心泪下的历史。整个世界自然也不会有“二战”和“冷战”的胜利！
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主人公安迪被冤枉入狱，但他始终保持着自由的心灵。他从不惧怕狱警的权力，也从未被监狱的高墙所困，而是执着追求自由。最终，他成功越狱，获得了自由。
这部电影启示人们，这世界有两座监狱，看得见的监狱和人心中的监狱。真正重要的是人心中的监狱。人，其实是自己错误认知和观念的奴隶。奴隶的心永远不相信自己能走出监狱，开始时也许恨监狱的高墙，后来却慢慢习惯，到最后甚至离不开了。
有奴隶心的人，即便走出了高墙，还想着要回到高墙内。这是伊朗等一些国家上演过的故事。
唯有在真理中得自由的心灵，才不会被内心的高墙所禁锢，也才能打破权力锁定下的囚徒困境中的博弈，最终实现外在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