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的悖论

作者：王建国（写于2011年）

一、文化价值观对宪制和体制的影响

一个社会宪制与经济制度的产生和存在，依赖于这个社会文化价值观。更确切的说，依赖于这个社会的人性假设，权利信仰和权力的合法性观念。如果一种文化假设人性自利，信仰人权平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相信上层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下层的契约委托，那么，权力制衡的民主宪制和自由市场的经济制度就会产生并稳健存在。如果相反，那么这样的制度就不会产生，产生了也不可能稳健存在。文化是制度产生的温床，也是制度存在的限度。

如果一种文化假设人性自利，同时相信有圣人存在，信仰等级特权，相信上层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上层而不是基层，那么，专制政治和权贵裙带市场制度就会产生并动荡存在。

民主的信仰基础是上帝面前人人权利平等。一切公权力都来自每一个人对行使公权力者的委托，公权力受委托人的监督与罢免。民主能保证每一个人的平等权利不受他人侵犯，尤其是不受行使公权力人的侵害。

等级观念、君臣伦理和裙带关系的文化，加上专制集权，没有权力制衡，没有监督和没有法治的政治制度，再加上管制市场经济体制，必然产生权钱交易、贪污腐败、官商勾结、贫富悬殊、官民对立、国富民穷和环境破坏的权贵裙带资本主义。

一种文化，若视所有人平等并自利，若以侵犯权利和毁坏契约为耻，以尊重他人权利和信守契约为廉，那这个社会就不会容忍成王败寇的强盗逻辑，就不会容忍不择手段不讲程序道德的成功。这种文化必然导致民主宪制的产生，必然导致权利平等权力制衡的政治和信守契约的经济。

中国的文化中到底缺乏了什么基因，使这个社会无法创造永续积累财富和不断改良社会的制度，而总是用革命毁掉财富和人命然后又重新再来？

孔子尤其是后人塑造的孔子之所以贻害中国，就在于孔子提倡天授君权，君授人权。缺乏天授人权，民赋予公权力的普世价值，其结果造成了一次又一次的奴役、暴动，革命和改朝换代，使中国一次又一次地生灵涂炭，毁灭令他国羡慕的财富然后又再重复。

孔子教育老百姓认命，认贱，认贫，认苦，认鱼肉，认低微，认不平等，认刑不上大夫，忍受权利被剥夺而不造反。孔子的思想约束行为，承认等级，让人们承认等级社会的合理性。

基督文化崇尚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和契约精神，前者是人权平等和权力制衡的民主宪制之文化基础，后者是自由市场，契约经济体制之文化基础。儒家文化崇尚等级特权和礼教伦理，前者是人权不平等，权力不制衡的专制极权制度之文化基础，后者是裙带资本主义或腐败市场经济体制的文化基础。

老子庄子认为道法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要适应自然而不破坏自然，众生平等。这就是人和自然的和谐，人和生态的平衡。老庄的思想是中国文化的真代表。他们的思想和现代的普世价值，民主宪政，自由市场不矛盾，与低碳、绿色、生态、环保的思想理念不冲突。

人的行为有两种成本：经济成本和道德成本。有道德成本的人，会从自己的收益中减去自己的成本和伤害别人的成本而有余才去行为；没有道德成本的人，只要损害别人能节省自己的成本，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干！没有道德成本的社会不断积累对社会的伤害，直到积累的巨大社会成本无法偿还。一种社会制度如果不能用法治和道德手段防止人们行为的有害外部效果，这种制度一定会崩溃。

文化、制度和科学谁更重要？文化第一重要，因为文化决定社会的价值目标、方向、动力、激情和凝聚力；制度第二重要，因为制度决定社会是否平等、公平、正义和长治久安；科技第三重要，科技决定达到价值目标和制度目标的方法是否正确和有效率。没有知识，没有信息失去的还只是利润，若没有文化，失去的就是整个市场存在的意义。市场的混乱，核心是市场文化的紊乱。

假若人人只利他不利己，价格波动就无法配置资源，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就会崩溃。如果人人利己而不利他，共产主义就会崩溃。制度的好坏全依赖是否与人性匹配，不存在脱离人性匹配的好制度或坏制度。当我们说共产主义好时，我们就假定了人人不自利；当我们说市场经济好时，我们就假定了人人自利。

二、宪政及宪政对体制的影响

如果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不是来自人人平等的权利，权力就不可能制衡。没有制衡的权力宪制结构保障人们的权利，权利即使被界定也可能随时被剥夺。没有制衡的权力一定会成为掠夺他人生命财产的工具！

人的权利是对人的完整性的一种界定，她是天生的，是自然和按法律应该归你所有的，别人无权利剥夺你的那些东西。你只拥有残缺的权利证明你是一个残缺的人。你没有任何权利证明你不是人。权利的多少也是尊严的证明。没有权利就没有尊严！

权力不是权利。权利不能公有，权力不能私有。权力表示决策、指挥、控制、惩罚、奖励、影响和获取力的大小。公权力不是天生的天赋的，它是被委托的，受契约约束的。私权利是权力的合法性基础。一个人的公权力不能超过被委托者私权利界定的范围，并承诺接受委托人的条件、监督和契约束，否则没有合法性。

公权力是一种工具，可以用来组织、指挥和领导，也可用来强抢，掠夺，压迫、剥削。权力平等就没有了指挥系统，人类无法进行有组织的活动。但权力必须有制衡，有委托和契约约束。否则权力一旦集中在指挥者手中变为私权力，就会反过来剥夺公权力委托者的私权利，包括生命权利和财产权利。

权力的制衡结构决定国家的宪制结构。如果人权平等，那么权力便源于基层，权力是公权力。上级的权力因下级的委托而存在，因此权力结构必然是相互制衡的。在这种宪制结构下，国家便不容易腐败。如果人权不平等，权力便源于顶层，具有私权力性质。权力之间没有制衡，这时国家便容易产生腐败。权力的结构也受产权结构的影响。财产权利的大小决定支配财产权力的大小。财产权利结构决定经济组织的权力制衡结构。权力有制衡，社会就改良、稳定、长久；权力无制衡，社会就革命、动乱和短命！

权力的使用有两条防线使其安全：法治与德治。法治增加滥用权力的经济成本，德治增加滥用权力的道德成本。有效法治使人不敢滥用权力，有效德治使人不愿滥用权力。法律是人的行为底线，道德是人的行为顶线。

权利不平等，权力就不制衡；权力不制衡，权利就没有保障。这是一切不公正的起源！权利和权力的关系决定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关系。获取权力和使用权力的道德基础和合法性基础，即契约精神和程序正义，是社会和谐、平等公正的根本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任何人的权利和利益都无法保障，被他人剥夺是必然的结果。

人人权利平等，处处权力制衡。所有公权力来自私权利的委托，权利是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权力制衡是权利不受侵犯的保障。权利、权力、责任、义务和利益处处对应，普世价值流行，公众的事由全体人民决定，这就是公民社会。人人权利平等，立法就合理；处处权力制衡，司法就公平。合理的法律加上公平的司法，社会就和谐。

民主是保证平等权利、权力制衡和公平分配的一种决策程序。他不一定是最好的，却能防止最坏的。民主的最大好处是他有自我纠错能力。民主制度假设人人自利，权力一旦交给他人行使，只要不制衡，不受监督，就会被利用去侵犯他人的权利为自己谋利。民主也信仰人天生平等天赋人权，保护少数。真正的民主保证宪法有尊严，有尊严的宪法保护人权和产权不受侵犯，保证社会公平正义。

只要权力不制衡，所有的国家机器就成了没有尊严的摆设。腐败就是必然结果。没有人天生平等的文化价值观，不可能产生民主；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权力制衡；没有权力制衡，不可能有法治；没有法治，人权和产权不可能受到保护，公平正义和自由市场经济就不可能。极权导致管制，管制导致贪污。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绝对腐败，绝对崩溃。

三、文化、宪制和体制对经济的影响

权利(rights)的界定决定国家的制度性质。权利可分为人权和产权。如果人权人人平等，权力制衡，国家的政治制度就是民主宪制，反之便是专制独裁。如果产权被严格界定并受宪法保护，产权就可以自由交换，国家的经济制度便是自由市场经济。也就是说，人权的界定方式决定国家的政治制度。产权的界定方式决定国家的经济制度。权力制衡的宪制不可能产生制度性的贪污腐败，市场经济在这样的宪制下不可能产生权贵裙带的贪腐市场经济。

经济健康的三个指标是经济活力，包容发展和持续稳健。自由市场的经济制度促进经济活力与包容发展，权力制衡的宪制决定分配公平和动态稳健。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结合权力不制衡的政治制度可导致经济活力，包容发展，但会失去稳定健康。

权贵裙带资本主义与民主宪制的资本主义最大的差别在于：1、前者摧毁了后者的伦理底线；2、不受制衡的权力成为掠夺财富和分配财富最重要的工具；3、贪污腐败调节导致市场肮脏和不公平交换，权力既是支付手段又是商品。权贵裙带资本主义以及不受纳税人监督的税收和财政是极度不公平分配的根源。不公平的收益分配影响生产要素有效进入生产过程发挥生产效率，导致生产要素的浪费性使用。极度的不公平分配将导致社会动乱。

集权导致管制，管制产生贪污。不受权力制衡和纳税人监督的税收和公共财政，必然成为不受权力制衡和纳税人监督的管制者们争抢的租。如果单位时间的寻租的效率高，就会有人放弃生产性活动去进行非生产性的寻租活动。一个社会寻租效率越高，从事非生产性寻租活动的人群就越大，从事生产性活动的人就越少，老百姓的人均负担就越重。

决策权力的分配结构决定了信息的分配结构。信息的分配结对组织的决策效率起决定性的作用。一个权利平等，权力源于下层，权力相互制衡的组织，其下层便可获得更多的信息。信息对称提升经济活力和资源包容。

经济的本质是交换，交换公平就效率高；政治的本质是收入再分配，再分配合理就和谐。私产权保护得好就交换公平，人权平等民主宪制再分配就合理。

一个国家，从经济上讲，是所有人合股的一家大公司，人人都要行使股东的权利；从政治上讲，人人都是平等人权的公民，权力由大家委托并监督执行。在一个没有严格的法治和缺乏道德约束的国家，会不断产生混乱，冲突和悲剧。

四、中国模式的悖论

所有发展模式都可由人性假设，信仰，权利和权力这四要素的不同组合演绎出来。人性假设:自利/利他；信仰:权利平等/等级特权；权利：平等人权/等级特权，私产权/公产权；权力合法性：来自基层/顶层，权力制衡/不制衡。每一种组合模式产生的经济活力，生产要素包容度和经济发展的稳健性效果都可以用严密逻辑推演出来。

西方社会大多假设人性自利理性，信仰权利平等，权力合法性来自下层的选举委托，权力制衡，人权和产权受民主宪制保护，产权自由交换，在人权范围内自由。可以证明，这种模式可以导致经济有活力，生产要素包容度高和经济发展稳健相容。

中国社会假设人性自利理性但相信有利他不利己的圣人，信仰等级特权，权力合法性来自上层，权力不制衡，宪法缺乏对人权和产权的保护，产权交换和人的自由受到国家严格控制。可以证明，这种模式导致贪污腐败，经济仍然有活力，生产要素包容度也不低，但经济发展不稳健。

这是因为不制衡的权力一定会向资本寻租，受权力管制的资本一定会贿赂权力逐利。当贿赂权力成为资本进入市场获利的前提条件时，贪污贿赂就成为发挥资本活力和包容生产要素的必要条件。一旦市场经济要依赖腐败才能发展繁荣，反腐就会导致经济衰退，不反腐又会导致政治动摇，由此造成经济发展有活力有包容而不稳健，这是中国模式的悖论。病根是权力不制衡，不受公民监督约束。

中国模式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改革前的中国发展模式是国有计划经济，只有国家经济活动，没有私人经济活动，没有市场，货币是配额的工具而不是交换的手段。在城市，国有中央计划经济，统购统销，统支统配，企业不负盈亏，工资与贡献无关，政府统一定价，居民配额消费。在农村，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土地集体所有，社员统一派工，交完国家公粮后，留下的年终按工分分配。没有自由市场，只有国营商店。商品短缺经济，道德激励。

因为没有市场，控制资源的权力不能通过市场搞权钱交易，权力没有市价。干部拥有一定特权，但贪腐受到严格限制，受到群众监督。没有大富大贵，生活水平比较平均，城乡差别大，农民艰苦。人权自由受到严格限制，人际关系较好，道德水准较高。

1978年开始渐进式改革。在城市，国有企业的计划外产品可以进入市场买卖，同时不断缩小计划范围，出卖亏损的中小国有企业，直到国有企业可以上市，国有控股。通过这一系列的私有化市场化过程，国有企业总产出由几乎100%降到不足GDP的30%，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大部分流失变成了权贵裙带资本。余下的部分国有资产，其性质变成了国家只剩所有权，而使用权和收益权却被少数权贵控制操纵。由此形成了国有权贵市场经济。

国有企业市场化私有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国有资产通过贪腐和贵买贱卖流失转化为权贵资本、转化为官商勾结的民营资本和生产腐败贪官的过程。另一方面，政府通过税费获得巨额财政收入，由于税收和财政政策投资不受纳税人监督，也制造了大量权贵资本，官商勾结的民营资本和腐败贪官。

国有资产通过贪腐机制源源不断流失进入市场，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生产要素和市场需求，导致了国有经济每况愈下，市场经济蓬勃发展，但也使中国的市场经济一开始就具有了权钱交换，权贵和裙带贪腐的特色。通过这一过程，原本全民所有的财产变成了少数权贵奸商的资本财富。

国有经济逐步私有化市场化的同时，政府也放开了私人市场经济。在农村，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家庭承包责任制，释放出大量劳动力，提供源源不断的产业工人，过去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转变为私人企业，私人创业，农副产品入市，民营经济蓬勃发展。

在城市，国有经济市场化私有化制造了大量的下岗工人；同时不少有资源优势，裙带关系的官员下海；有眼光有门路的官商勾结创业；有经商能力和管理才能的人创业，农民工源源不断进城。城市和农村市场经济一道蓬勃发展。但由于这部分经济是在严格控制下发展的，由此形成了中国的管制民营市场经济。

管制产生贪污。私人投资或产品或劳工进入市场的过程中，要受各类管制机构批准和控制。这类机构不受社会监督，私人资本必须用贿赂满足他们的贪腐，否则不能进入市场。审批盖章的成本越来越高，政府官员通过审批寻租愈演愈烈。民营经济长期在税费、贷款、资源获取、准入制度、危机救助等各方面受到政府控制、歧视，受到权贵资本挤压，致使被管制的民营经济在国内运作交易成本奇高，举步维艰。这是大量民企不得不选择进入国际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这进一步使中国私人市场经济一开始就带有贪腐、裙带和官商勾结的特色。

与此同时，外资通过独资、与国企和民企合资等渠道进入中国市场经济，促进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规范化。这一部分经济相对贪腐少一些，但外资在中国也时有贿赂、行骗和官商勾结发生，例如力拓在中国的贿赂案。有些外资在中国如鱼得水，有些则铩羽而归。由此，国有、外资和民企混合形成了中国模式的市场经济。

中国模式之所以最终发展成为权贵裙带市场经济，其文化价值观念和宪制结构有决定作用。由于信仰和价值观念容忍特权、侵权和极权，导致国家机器缺乏尊严，法治不张，税收财政不受纳税人监督，权钱交易，贪污腐败，贫富悬殊，社会对立。裙带文化加上高度集权造就了潜规则统治的社会。权钱交易潜规则就像硫酸一样腐蚀制度，使制度成为摆设和腐败的工具。潜规则吸引无数人从事非生产性的寻租活动，浪费了巨大的社会资源。一方面，国有经济通过官商勾结，权钱交易，贱卖贵买市场化，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同时，财政税收不受纳税人监督，受权贵控制，黑箱操作。由此转化为权贵资本，贪腐成为项目投资和经济发展的官方动力；另一方面，私人经济通过管制进入市场，造成权钱交易、官商勾结、贿赂贪污，产生裙带资本。这就导致了极不公平的暴富和赤贫对立的社会。

李薇案颇具权贵裙带资本主义(Cronycapitalism)的特征。李薇以血统与姿色为本钱，通过与青岛市原市委书记杜世成、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中国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最高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王益、公安部原部长助理郑少东和其他多名省部级官员的权色和权钱交易，成为权贵资本的代理人，涉足烟草、地产、石油等行业，皆为垄断暴利领域。

权贵和裙带资本利用权力垄断国家项目，国家高价从他们那里购买；利用权力垄断国家资源，国家低价向他们出卖；利用权力垄断市场，用垄断高价把产品卖给消费者；利用权力垄断最有利的进出口生意及海外投资，所获暴利流向海外，其家属在国内外享受人间最奢华糜烂的生活！当人民对国家资源和环境无法行使权利进行监督时，少数控制国家资源的既得利益者们便利用职权和一切手段疯狂的掠夺国家资源，浪费性的使用资源和毫无节制的污染环境，贱卖国家资源和贵买国外资源获取个人利益。贱卖稀土资源和贵买铁矿石就是最好案例。

一切需要通过管制和不受监督的财政政策投资发展的那部分经济，发展的动力一定来自贪官和奸商。寻租制度加上缺乏伦理底线，致使贪污无度，贿赂成本奇高和偷工减料，结果产出成为豆腐渣经济，导致惨祸不断。用中国模式发展市场经济，权力放行是资源发挥生产力的前提。让权力放行资本进入市场的桥梁就是权钱交易，贿赂贪污，所以腐败是这种制度下发展市场经济的唯一解。反腐败就等于断送经济发展，不反腐败必至政权崩溃！这就是用中国模式发展经济的矛盾所在。

中国的国有项目尤其是国家投资公共大型项目发展飞快，不断过剩，如并行的高速铁路公路、超大型机场、奥运会、亚运会、博览会等。这些项目上马和争抢的发展动力是因为有大租可寻大利可图，结果都被贪官、权贵、奸商尽数收入囊中。世界上搞大型项目，谁搞得过中国？中国的投资过剩重复建设基础设施都是贪官们功劳！以涉嫌严重违纪免去铁道部长的刘志军受贿或涉数十亿元人民币，与大陆高铁招标及港沪多家上市公司弊案有关。其实，中国既无公有也无国有企业，而是只有以少数权贵操纵的打着国有旗号的垄断股份集团而已。他们的利益和全民对立。他们和不受监督的税收一起造成了1%的人与99%的人的总财富几乎相等的“国富”民穷。民不富则消费弱，消费弱则增长靠外销，靠奢侈拉动。这导致了中国经济发展和政治和谐的内外交困！

政府分税也不合理，中央财政富，地方财政穷，地方政府于是到老百姓那里抢钱抢地；权贵资本及其作为权贵代理的央企和国企，通过垄断抢民企和消费者；上贪向下贪要钱，下贪压榨老百姓。裙带资本通过权势和关系网寻租致富，在成为既得利益者后，对种种合理的市场化改革以各种方式大加阻挠。如杜世成、陈同海之流，以权力深度入市，在石油、地产等市场，他们是一级市场的垄断者；在杠杆率畸形的证券市场，他们可能影响政策并动用国资。由于民营企业在国内的经商环境恶劣，与其国有企业权贵裙带资本同业竞争的民企，无一不败。民企被迫开拓外销市场，这是中国外汇储备多达3万多亿美元的一个重要原因。对巨额外贸盈余的外汇管制不仅加剧了国内的通货膨胀，同时也使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不断升值，迫使中国内需拉动经济。但中国老百姓没钱，钱都在权贵资本和富豪手中，他们只买奢侈品，他们个人消费多但人数只有0.4%，总消费量有限。老百姓钱少，但办事却要花很大的交易成本。比方进幼儿园，上学，找工作等等都要托人走关系开后门排长队。这一切都是管制和垄断造成的。管制就有贪污空间，结果害苦了老百姓。

中国日益扩大的不公平和贫富差距引发的社会紧张关系解释了为什么四分之三的中国人认为自己生活艰难。《华尔街日报》2011年4月22日报道，盖洛普民意调查所公布的2010年全球幸福度调查结果表明，只有12%的中国人认为自己“生活美满”。多达71%的答问者说，他们生活艰难。17%的人说自己的生活苦不堪言。与此相比，只有38%的美国人说自己生活艰难，有多达59%的答问者认为自己生活美满。

归结起来，中国模式导致了七大危机性后果：1，权钱交易，贪污腐败；2，贫富对立；3，生态环境恶化，能源危机和气候危机；4，人权问题和巨额外汇贮备导致剧烈的国际政治经济冲突；5，经济快速发展导致政治体制严重滞后，政治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6，道德沦丧，社会充斥社会达尔文主义；7，人口危机：环境污染、食品药物不安全和生存压力导致国民身体和心理素质下降，同时年轻人比重急降，老年化社会提前到来，代际危机加剧。

由此可见，作为潜规则的腐败毒瘤，既是引发社会问题的根源，也是解决社会问题饮鸩止渴的方案。腐败是提升中国经济活力和资源包容的必要条件和关键原因，也是造成中国社会矛盾激化，经济发展不稳健的根本原因。如果不从根本上改革这个社会的制度结构，那么割掉这个毒瘤是死路，不割掉这个毒瘤也是死路。这就叫生死存亡！

儒家文化加意识形态是裙带资本主义的文化基础；集权制度是权贵资本主义的政治基础；不受监督的税收、财政政策、政府项目和垄断市场是权贵资本的经济基础。若无权力制衡，国家必乱于权贵和裙带资本。

温家宝说，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他同时表示，必须清醒看到，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文化建设特别是道德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相比，“仍然是一条短腿”。

五、建议与解决办法

中国的根本问题是腐败。与改革前相比，腐败借改革用权钱交易的潜规则促成了中国的经济繁荣，提升了经济活力和包容性。同时，腐败又是一个毒瘤，造成了社会极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和贫富严重对立，破坏了经济发展的稳健性，埋下了崩溃的定时炸弹。造成腐败的根本原因是权力不制衡的政治制度和市场交换的经济制度共存而产生权钱交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受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所制约，改革进程在强大利益集团的政治影响下遭遇巨大阻力。

短期解决利益矛盾的方法：1、增加地方分税额度；2、减税，增加社会福利；3、增加进口增加供给，减低通胀；4、限制权贵资本和央企垄断，支持民营企业发展；5、有效地反腐反贪。长期而言，只有宪制改革才能解决问题。即权利平等，民主选举，权力制衡。

在文化方面，只要不能在中国的文化基因中树立“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信仰和建立获取不公正的权力是人生的耻辱的道德观，中国不可能产生合理的和不断改良的制度。革命将总是成为社会矛盾的最终解决办法，使中国永远难以逃出建设–毁灭–再建设的恶性循环。

中国儒家文化讲君臣父子，君子小人，讲等级社会和不平等的合理性，讲刑不上大夫，特别适合封建帝王制度。如果我们要搞现代民主制度，那就必须改造文化。如果我们要坚持儒家文化，就必须回到封建制度。中国本土文化可以与民主宪制不矛盾的是道家文化而不是儒家。相对于儒家文化，基督文化更有利于活力社会，个性发挥，创新创业；更有利于包容、充分利用和发挥人财物的潜力；更有利于社会动态稳定和健康发展。相对于儒家文化，道家讲道法自然，讲天人合一，讲率性而行，讲生态环保，讲社会按自然法则治理，故道家文化更有利于政治权利平等和市场经济自由以及人和自然和谐。

首先，如果市场的参与者没有坚定清晰的行为道德准则，则市场就是没有文化的市场，它只会弱肉强食，丛林规则。其次，要把市场的道德规则和行为规范制度化，即市场文化的制度化。也就是说，市场文化必须有一套成型的制度去表达去执行。第三，把市场的法制，规章与文化道德准则配套，使之互补而不是互杀。

在宪制方面，中国改革的根本出路就是把人们的人权和产权彻底界定清楚，建立起权力处处严格制衡的制度以保护每个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国家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和裙带资本主义使社会在几年之内急剧两级分化，只剩下暴富与赤贫，彻底消灭了中国刚刚冒出的中产阶级。这种贪腐的资本主义，只有多党制下的民主宪制或一党制下的文化革命可以解决，二者必选其一，不然必定崩溃。

信仰上帝面前人人权利平等，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自公民权利委托，经济权力的合法性来自财产权利的委托和权力必须制衡。票选领导，选民与领导契约权力的使用，人权平等权力制衡构建宪制，宪制保障人权和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产权交换构建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可治!

或者，给定中国不搞多党制的横向民主，那么由下至上的制度化的文化革命是一党制下反腐的选择。这里讲的由下至上的文化革命与过去由上至下的个人主导的文化革命不同，它是党员由民选，领导人由党员选的一党制。社会已腐败到非由下至上的选举式文革的形式不能清洗社会的前夜。文化革命可以看作纵向民主，有四大自由，是下面制衡上面，是下冲洗上，使社会变干净，是一党制下反腐败，求稳定的有效形式。开始很乱，重覆几次就会制度化，温和化和常态化。多党制是横向民主，是相互洗涤，开始也很乱，重覆几次就制度化，温和化和常态化了。

也可以生产领域搞资本主义，分配领域搞社会主义，道德领域搞共产主义，政治领域搞民主法治；学术领域搞百家争鸣，自由创新。政治上，权利平等，权力制衡（人权自由法治）；经济上：自由竞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分配上，福利社会（社会主义）；道德上：利人利己，慈善利他（宗教）。

中国的民主进程，还可以从还人民以监督权和罢免权入手，然后迅速从直选人大代表向选举权迈进。监督权与罢免权的实现至少可以使现有的政府官员改善工作效率，避免贪污腐化。

王建国简介：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主义与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

原北京大学中美新市场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原北京大学中国低碳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副主任

原北京大学MBA和国际MBA中心主任

原香港华润公司和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高管

学习、工作经历：

王建国教授，Manash大学博士，Luven大学硕士，知名经济学和管理学家。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主义与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2011年获选中国杰出社会科学家；北京大学中美市场经济和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低碳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澳大利亚Monash大学回报递增和经济组织研究中心研究员。

海外留学和工作21年。曾任教新加坡国立大学（1996-2004），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1993-1996）和Monash大学（1989-1992）;曾任香港华润集团和中创集团资深经理（1985-1989）。

专著《1P理论》荣获全国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主持人；中美德市场经济模式比较国际合作研究项目（与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E.Phelps合作）。在JEBO,JCE,SocialChoice&Welfare,MathematicalSocialSciences等学术期刊发表大量学术文章；多次担任国际学术会议主讲人及大型国际会议主席。全国知名EMBA教授，六维管理理论及《易经》战略分析方法创建人。主讲管理学，营销学和管理经济学。

为多家公司和政府部门提供咨询服务并任顾问和独立董事，是中国、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经济与管理学会成员。

王教授经历丰富，是一名理论联系实际的国际型的知名学者。

教授课程：

王建国教授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等大学主教营销学、管理学和管理经济学。他也主教过消费者行为学，国际营销学，国际金融与投资，工业组织理论，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中国经济，高级微观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

教学及其他专业奖项选录：

世界营销学会2003大会的主题演讲人；多次担任国际学术会议主讲人及大型国际会议主席；专著《1P理论》荣获全国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主持人。

研究及论著：

文章发表于JournalofEconomicBehavior&Organization,JournalofComparativeEconomics,SocialChoiceandWelfare，MathematicalSocialSciences等国际国内学术期刊。

代表著作：《1P理论–网状经济时代的全新商业模式》；《人类理性的盲点》；

《1P理论—第三方买单的商业模式与模式营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