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奇的判断及建议成立吗？

作者：赵晓

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是华尔街资深经济学家，也是中美经济关系领域的重要观察者。然而，他的观点和立场在过去几十年中频繁摇摆，令人质疑其稳定性和洞察力。他曾被认为是“中国的朋友”，自“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成立以来，他连续24年受邀参加。但在今年，他首次未能发言，因为他曾公开撰文指出“香港已经玩完了”，而这导致他自称的与北京和香港的关系变得不再那么融洽。

在中国经济强劲增长时期，罗奇对中国前景充满乐观。如今，他的观点逐渐转向悲观，但又未完全放弃对中国崛起的信心。他认为中国虽面临周期性和结构性挑战，但仍能化解问题，并在2030年代内与美国经济“趋同”。他主张通过“再接触政策”来恢复美中关系。然而，这一系列看法是否站得住脚呢？本文将从人口、结构性问题及地缘政治局势三大方面，对罗奇的判断与建议进行评论和剖析。

一、人口老龄化远比罗奇预估的严重

罗奇承认中国正面临劳动力老龄化的问题，并将其视为中国经济结构性困境的三大挑战之一（另两个是生产力不足和消费不足）。然而，他看到了问题，但显然远远低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根据知名人口学家易富贤的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严峻程度远超罗奇的预测。易富贤指出，2050年中国总人口或将降至10亿左右，而在本世纪末可能进一步下降到3.2亿。这一预测远低于联合国和中国官方的数据，揭示了人口锐减将对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过去几年，中国经济从最高占美国的81%滑落到现在的59%。这一新趋势如何才能扭转，罗奇并未给出有效对策。劳动力持续萎缩、老龄人口迅速增加将对养老金、社会保障体系及家庭结构造成巨大冲击。这样的环境下，即便再多的生产力提升措施也难以弥补人口萎缩带来的经济动力缺失。罗奇关于中国赶超美国的乐观预测在这一点上缺乏足够支撑。

二、改革开放的终结与前所未有的结构性困局

罗奇认为中国当前的问题可以通过“再平衡”和“结构性改革”来解决，但他忽视了一个关键因素：不仅人口问题，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性问题要比任何人想象的都更严重。近年来，中国的政治环境与改革开放时期形成鲜明对比。改革开放的死亡导致了外资及民营企业信心的全面崩溃，经济重心转向低效的国营企业，民间资本外流严重，而这一切正发生在要命的全球化倒退和供应链重构的关键时期。

中国当前正处于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困局中。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全方位高度管控使创新和活力受到严重抑制，市场信心持续低迷，消费者对未来经济的预期愈加悲观。在这样的环境中，任何“结构性改革”都难以奏效，甚至可能适得其反。罗奇对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奇迹的幻想显得过于天真，却未意识到这一模式已经彻底成为过去，现有的治理模式和环境与过去截然不同，就连国际环境也已物是人非。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路线将在国家安全的主导下，难以避免地受到高度集权和意识形态主导的治理模式的限制，这将深刻影响长期信心和消费预期。

三、中美关系回不到“再接触”阶段

罗奇主张通过“再接触政策”来缓和美中关系，并借鉴“尼克松时刻”来打破僵局。然而，这一建议显然与现实脱节。自2020年以来，美中双方在贸易、科技、军事及外交领域的全面对抗早已超出“接触”范畴，事实上进入了“新冷战”的全面竞争状态。罗奇所期待的“再接触政策”缺乏实施的条件与实际动力。

当前，美国政界两党对中国的强硬态度几乎达成共识，美国对华政策的基调已经从“竞争”转向“遏制”。与此同时，世界正面临俄乌战争、中东冲突这两大热战的双重冲击，全球地缘政治形势日益复杂化。美中关系已不再是单纯的双边问题，而是深嵌在全球战略布局之中。在这一背景下，罗奇企图恢复“再接触政策”的建议，哪怕出于善良的愿望，也几无可能。

结论：罗奇的判断过于乐观且脱离现实

罗奇试图为中国经济及美中关系寻找出路，但他的建议未能反映出中国深层次问题的复杂性与严峻性。他低估了中国人口问题的严重程度，对经济结构性困境的认知缺乏深度，而对美中关系回归正常的期待则显得过于天真。这些因素都显示了他对中美局势的观察逐渐失去准确性。

可以说，罗奇的观点陷入了“不讨好中美双方”的尴尬境地。他对中国的批评无法切中要害，而对美国的期望又显得过于理想化。面对前所未有的全球复杂局势与中国内部的多重困境，他的“再接触政策”不过是一个天方夜谭式的愿景，而非有效的政策指引。

未来，中国必将面临更为严峻的内部调整，而美中关系无论未来谁当总统，都会在竞争中持续紧张。罗奇的观点仅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显然也是不够深刻，他未能抓住问题的本质。他低估了中国内部的结构性困境，也高估了中美关系修复的可能性。最终，罗奇的建议更像是一种基于过时经验的自说自话，而非有效的政策指引。正如他自己所言：“当事实改变，我的看法也改变。”但问题在于，他是否真正认清了当下的事实？认清事实并作出真正务实的判断，这才是罗奇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更多中国经济研究学者需要面临的共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