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基督徒

作者：潘荣隆

【赵晓按：台湾经济成功，我早知道这和著名经济学家蒋硕杰大有关系，但内情知之不详。今天，偶然读到台湾国立清华大学生命科学系荣誉讲座教授潘荣隆的这篇早年的专栏文章，我才第一次得知，蒋硕杰原来是位“神秘的基督徒”，同时也是哈耶克的高足，并且透过影响另一位同样“神秘的基督徒”，同样也是经济学家的尹仲容，影响了台湾的经济走向保守的自由主义。时至今天，韩国以大财阀为主，台湾以中小企业为主；韩国两极分化，但台湾经济民主；韩国固然有三星、LG 等重量级电子企业，台湾却以芯片生产等在全球扮演着更加重要的领导性角色。推荐此文，盼望基督徒们在社会转型以及国家发展建言中发挥重要作用。】

若不是与他同一教会聚会，我可能永远不知道蒋教授也是一位虔诚基督徒……因此，我一直认为他许多经济学理论的底蕴，应与他的信仰有关。

“这人夜里来见耶稣。”（《约翰福音》3:2）

“宫廷牧师”周联华，曾表示：“蒋介石是一个神秘的基督徒，不大和外界接触，但其实很虔诚。”那么，另一位蒋先生，更是甚少人知之的“神秘的基督徒”——蒋硕杰教授。

我才学疏浅，找不到有关蒋硕杰教授是基督徒的记录。若不是与他在绮色佳（Ithaca）同一教会聚会（First Congregational Church of Ithaca），我可能永远不知道蒋教授也是一位虔诚基督徒呢。因此，我一直认为蒋教授许多经济学理论的底蕴，应与他的信仰有关。

众所周知，蒋经国总统（蔣介石之子）、孙运璇行政院长、李国鼎资政，三人奠立了中国自盛唐以来最富饶的经济奇迹。这种局面，归因于他们敬虔的基督信仰、清净正直的生命、在经济学观点上胸宽境远，采取以民生为念的自由主义态度。

他们的经济学概念，来自另一位基督徒，一生清廉甘穷的经济政策掌舵人尹仲容。尹初始是凯恩斯学派（John Keynes)的财经官员，认为政府应该扮演更积极的干预角色。

蒋硕杰原是伦敦政经学院自由主义学派伏利德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高徒，蒋在学时就大胆撰文批判、並指出剑桥大学名经济教授亚瑟·皮古（Arthur Pigou）的错误，皮古展現大师风范、公开认错致歉，使蒋声名大噪、轰动国际经济学界。后由人引介蒋会见尹仲容，可惜，二人经济理念欠合、不欢而散。

但蒋依旧谦谦君子，留下一本自由经济学者詹姆士米德（James Meade，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著作致赠尹。尹毕竟是基督信仰者，大方接受，回家花了两星期一览该书，惊为天人，立刻要求所有属下阅读，並丕改态度，采纳蒋的自由政策经济学理念。于焉，改变了台湾经济命运与前途。

在这期间，蒋也在报纸刊登一系列经济建言，时任编辑总主笔的台大经济学教授王作荣深不以为然，著文反驳，强调政府作为的计划经济。于是，展开一场在台湾转型期的经济学大辩论（后称“王蒋之争”），推波了民主转型的经济动力。蒋以民生为念，述说唯有自由经济、市场机制，而非政府干涉，才可以避免奸商与贪官的“五鬼搬运”“金蝉脱壳”，使广大百姓默默受损，造成贫富不均与社会不公。他这样的公义与博爱，岂不就是基督教的核心精神？

每当读到这段台湾经济发展史，我心中都会浮現出钻石的化学结构，尹、孙、李构成平面三角形，顶端为蒋经国作为领导者，而隐藏在这个三角锥中央联系者，就是蒋硕杰。这亮丽坚实的钻石结构，形塑中国历史上一出最辉煌的格局－台湾经济奇迹。他们成就经济史上至为珍贵的资产（Legacy）。

蒋的理论不只改变台湾，也影响韩国继之成为亚洲四小龙，更是亚非拉第三世界经济转型的典范。蒋硕杰是首位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1982年）的华人，虽未获奖也创下历史－那年，在康奈尔大学的教会，和他一起主日崇拜，我的心是何等澎湃。

蒋硕杰弟兄，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神秘的基督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