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教授：对美国白人神学生演讲者的评论

此视频为典型白左式演讲，请读者结合下文观看和思考。

他说的一部分内容，可以理解为基督教共产主义。使徒时代的基督教是共产主义社团，大家把财产交出来，过共同生活。后来基督教的修会，也属于这种共产主义。犹太教内部有一派叫艾赛尼派，就过着共产主义生活，据信早期基督教与其有联系。20世纪以色列的共产主义公社吉布兹，也与犹太教的这个传统有关。 这种生活方式，在旧约和新约中，都能找到根据。近代西方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有基督教的根源。漫长的基督教社会主义传统，是现代社会主义的前身。

然而，使徒时代的小规模共同体，在使徒指导下所自愿选择的共产共享的生活方式，有其特殊条件和需求，无可非议。今天，如果有人自愿过这种生活也应得到尊重，如以色列的吉布兹。但自从16世纪的再浸礼派起，基督教内激进主义以革命暴力的方式将共产均享强加于社会，就具有了邪教的性质。今天西方的激进左派也利用其掌握的国家权力来抢劫私有财产，试图建立平均主义的共享社会。如哈里斯明确主张的结果均等，继承的就是邪教传统。

这个人的问题是，混淆了私人伦理与公共伦理、个人的救赎与公共事务的安排、上帝的物与恺撒的物这两个领域。作为个人，他可以大公无私、舍己为人、博爱甚至爱仇敌，这样他可以当一个圣徒，受人敬仰。但在公共领域是另一回事，如果将私人伦理直接套用在了公共生活领域，就毁灭了基督教社团、基督教国家，就成为基督教敌人的帮凶。

在公共领域，要维护基本的社会秩序和正义，保证世俗人生的安全与幸福，包括维护私有财产、家庭、社区、城市和国家；要惩罚罪犯，抗击外敌，要保障基督徒过世俗生活、维护崇拜上帝的社会环境；有时还需要像大卫、约书亚那样拿起武器与敌人争战。

按这个人的说法，他就应该把自己的财产都拿出来送给比他穷的人，我见他穿着光鲜，显然生活优越，没有践行他自己的理论。他应该爱罪犯，应该把监狱都打开，把罪犯接到他和他们同类的家里。他们爱移民，最好是自己亲自移民到那些移民的母国，比如到海地去爱他们，也省得人家千辛万苦跑到美国接受他的爱了。他也会爱哈马斯，在二战中他应该爱纳粹，冷战中爱苏联CPC 。

他可能不知道，没有他所反感的基督教民族主义，中世纪时欧洲基督教文明可能就毁于伊斯兰教了，基督教的法兰西是靠刀剑保存下来的，西班牙是靠刀剑收复的。如果不是基督徒的失败，耶稣的家乡本来是基督教的基地，如今拿撒勒、伯利恒都成了穆斯林聚居的地方。二战和冷战中，西方文明就是沦于纳粹或斯大林的铁蹄之下。

当他说最接近天堂的地方，是他所谓多元文化共存的地方，他是把地狱当天堂了。他最好自己去加沙或IS国享受他的天堂，不要将美国变成他的“天堂”。他可以以身伺虎，却没权利让别人也这样做。

他这一套看起来高大上的理论，其实就是要基督教徒和基督教社会卸下自卫的武装，就是刻意摧毁基督教文明、基督教国家和社会，他就是基督教的叛徒。

至于让每个人得到物质富足、享受社会各种福利，包括医疗、上学等，在这个世界上，基督教社会是做得最好的。其他社会，比如日本做得不错，也是向基督教文明学习的结果。当你谴责西方社会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的时候，你要知道，还没有其他文明做得更好。如果否定了基督教文明，西方社会只能倒退。而西方基督教社会能够达到世界最高水平，正是在保障私有财产、自由市场经济和新教的工作伦理的条件下才做到的。

如今西方左派（哈里斯就是这种货色）公然推行的“共享主义”（communism)，只能摧毁其市场经济秩序，窒息其活力，导致经济衰退、财政破产。均贫富的结果只能是穷人更穷。左派的社会正义，只讲分配，不讲如何分配才有利于财富的创造。他们的滥情只能收买选票，但他们的政策却是毒药。

赵晓回应：

有句话，不要被魔鬼卖了还替它数钞票。可惜的是，如今教会中不少人就是如此。教会外固然是“不信徒”，但教会内也并非都是基督徒，很多是“糊里糊涂”。

那位美国的年青神学生，他在高谈阔论的根本不是对基督的信仰，而是一种对爱的幻想；他信的也并非神的爱，而是爱的神。

这不是2000年大公教会的真理的基督信仰，而是一种把爱当神的“第三类偶像崇拜”，是被文化马克思主义洗脑后的典型的白左思想。如果说第一类偶像崇拜是崇拜外在的有形偶像，第二类偶像崇拜是崇拜心中的无形偶像，第三类偶像崇拜则是号称信基督但不按真理信，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而已。“第三类偶像崇拜”，在今天的教会中很有市场。文化马克思主义正试图借此重新定义基督教，从而重新定义世界。

C教授对那位年轻演讲者的评论言简意赅、非常精彩，既有对历史、神学和社会经济的点评，也有对当代左派政治的批判，充分显示出一位优秀的社会学者、一位基督文明关怀者的非凡功力。特别推荐给大家学习。

C教授正确指出，共产主义并非源自基督教，而是对基督教教义的一种世俗化和扭曲。虽然使徒时代和修道院中存在某些形式的财产共有，但这是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的（借用马克思的一句话，叫“自由人联合体”），并且是在特定宗教背景和小规模社群中实践的。这与共产主义的强制财产共有和阶级斗争理论根本不同。

C教授提到了早期基督教社区的特殊性。使徒时代的基督教社区在特定条件下自愿选择共产共享的生活方式，这确实是符合事实的。这种生活方式是基于信徒间的爱和信任，而非任何形式的政治或经济强制。另外，在教会2000年历史中，也并非主流。

C教授指出了共产主义的暴力倾向与邪教性质。从16世纪的再浸礼派到现代激进左派的共产主义主张往往具有激进性、强制性和暴力性，这种批评是有历史依据的。浸礼派中的某些极端分子确实试图通过激进方式推行他们的神学理想，现代左派的一些政策在经济上也存在强制性，对此的警惕是合理的。

C教授特别重要地指出，演讲者混淆了私人伦理与公共伦理、个人救赎与公共事务的安排。基督教教导个人要以爱和宽恕为中心，但在公共领域，法律、秩序和正义同样重要。这种区分对于理解基督教伦理在不同层面上的应用非常重要。

C教授强调并珍视基督教文明对世界的贡献。基督教文明，特别是新教伦理，“将权力装进了笼子”，这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促进了自由市场经济和个人自由的形成，也应当是公认的事实。西方社会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福利体系，今天世界能够共享的物质文明成果，正是在基督教伦理与自由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C教授正确地指出，文化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的对立。文化马克思主义视基督教为其主要敌人之一，并通过煽动对基督教的仇恨来削弱其社会影响力。文化马克思主义试图通过解构传统的社会结构，包括家庭、宗教和市场经济，以建立一个符合其意识形态的社会，这与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和伦理观念是对立的。这种意识形态确实试图通过将基督教描绘成压迫性的保守力量，从而削弱基督教对社会的积极影响，并最终摧毁基于基督教伦理的自由市场经济和小政府理念。

C教授整个的点评都非常精彩，唯有一处，提到早期基督教和某些修道院生活是“基督教共产主义”，这一说法可能会引起误解。虽然这些群体实践了某种形式的财产共有，但这并不等同于现代政治意义上的共产主义。现代共产主义是建立在无神论和阶级斗争理论之上的，而早期基督教的财产共有是基于有神论信仰和爱心的自愿行为，两者在动机和目的上完全不同。